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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潤的“中國財富自由門檻”報告最近引起很多議論。
他們定義的一線城市入門級的財富自由門檻是1900萬元，包括一套120平方米的市區常住房、2輛汽車、60萬元的家庭稅后年收入、800萬元的金融投資。二線城市的入門級門檻是1200萬元（40萬元的家庭稅后年收入和550萬元的金融投資），三線城市的入門級門檻是600萬元（20萬元的家庭稅后年收入和250萬元的金融投資）。
何謂財富自由？我的定義是——只要擁有過你想過的生活的支付能力，就有財富自由。人生就是日食三餐，夜眠七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和生活方式。在一線城市沒有1900萬連個入門級自由門檻都邁不進？這不是瞎扯嘛！建議胡潤以后少用“自由”這樣每個人可以自定義的概念。
何況當下的現實是財富分化日益嚴重，大眾懷有種種財務焦慮，此時拋出“財富自由”說，也很不明智。
按國家統計局數字，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按五等份收入分組，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869元，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0294元。照此計算，中國很多高收入組的家庭稅后年收入也不到20萬（如按兩人工作），連三線城市的入門級財富自由門檻也夠不著。這樣的結論除了加劇人們的財富焦慮，又有何意義？！
我本人很少寫投資理財的文章，我也一向主張術業有專攻，自己專心做自己有興趣、擅長的事，投資理財最好委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專業機構。這是良性的社會分工，也可以讓自己多些自由。
雖然不贊同“財富自由門檻”的說法，但由此想到了一些和時代、財富、投資、人生相關的問題，寫出來和大家探討。
財富從何而來？
我想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財富是怎么來的？
勞動、創業、經營、投資、繼承或贈予，這都是文明的財富之道。
在人類近現代化這兩三百年，普羅大眾可以借助工業化、市場化、資本化、發明專利、創業創新、辛勤勞動等等，獲得財富，過上理想的生活。即熊彼特所說的，“所謂經濟發展，就是女王所穿絲襪，一般工廠女工也可購得”。
而要想特別富有，路徑也是有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德龍在研究美國富人的歷史時指出，美國最富有家庭的財富有以下三個來源：
遺產繼承，再加上股票市場的繁榮；
說服政府大力扶持你的企業；
在恰當的時間占據恰當的位置：創建真正具有巨大社會效用的企業，一方面維持并利用市場地位將大部分社會附加效用變為企業利潤，另一方面占有足夠的股份，進入資本市場將企業資本化所產生的利潤變為巨額財富。
德龍所言極是。可以稍微聯想一下，這些年中國有多少巨富都被雨打風吹去，原因就和第二點相關。在供給側改革和去杠桿背景下，過去的很多財富玩法不再被接受了。
回看美國歷史上最富裕的個人，從洛克菲勒、卡內基，到亨利·福特，到比爾·蓋茨，再到貝索斯、扎克伯格和馬斯克，都是在不同的時代抓住了最大的機會，創造出真正的社會效用，如此才是財富正道。在某種意義上，財富只是對其創造的社會價值的資本化認可與獎賞。
我們不是比爾·蓋茨，但他能啟發我們擁有理想的重要性。1975年他和保羅·艾倫創辦微軟時就“夢想讓計算機變得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他們設想“手提式計算機將能夠作記錄，處理一切日常事務”，他們憧憬“有了全球性的連接和電子書籍之后，孩子們可以在瞬間找到各種知識”，他們預測“隨著微處理器的體積日益縮小而功能日益增強，我們的周圍將到處都存在運算功能——或許甚至可以織入我們的衣服里。而支持所有這些技術的力量，就是幫助人們獲得更大的創造力、彼此保持聯系、讓生活變得更加充實的偉大的軟件”。這也就是微軟的含義。
這些最初的遠大理想讓微軟一直走到今天。而蓋茨本人則在2000年辭去CEO職位，2008年結束在董事會的日常工作，全力投入慈善公益。他說：“在自由市場體系中，人們可以把財富花在消費上，也可以把它傳給子孫后代。我們選擇做的是關注窮人的疾病，并確保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致力于根除艾滋病毒、瘧疾、營養不良和早產等研究。”“當我們的基金會結束其使命時，這些疾病應該會成為遙遠的記憶。”
在蓋茨這樣的創業企業家之外，還有一條路徑也可躋身首富行列，就是投資。蓋茨的好友巴菲特是這方面的典范。
在奧馬哈舉行的巴菲特年會，我連續參加過幾次。和同行相比，巴菲特并非每年的業績都名列前茅，但他最大的本事是能長期持續地賺錢。
在其授權傳記《滾雪球》中，巴菲特說：“我在恰當的時間出生在一個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他解釋，“在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上，能出生在美國的幾率是1/30，……加之作為一名白人男性，我得以規避當時社會許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礙。”
簡單說，這位投資大師的投資之道就是，生的好，投的準，賺的穩。
巴菲特和蓋茨有一個共同愛好，就是慈善。2006年，他宣布將把自己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捐贈給蓋茨基金會，到2020年，他的捐贈總額已達約290億美元。
財富的意義和價值，不是獨自享用，是創造，是分享。這是蓋茨和巴菲特給我們的啟示。
中國的財富大時代
在21世紀，當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移到中國，中國人也有機會通過創業和投資，享受巴菲特所說的“卵巢紅利”。
目前中國每年新增GDP已躍居世界第一，GDP總量不久后也將登頂。2020年中國GDP在不含港澳臺數據的情況下，是日本的接近3倍，是德國的3.8倍多，是英國的5.4倍，印度的5.6倍。
梅志明，普洛斯創始人，一位在全球進行布局的投資家說，“我一直相信成功50%來源于運氣。但是你現在問我，我覺得運氣甚至要占80%。生在哪個時代，處于哪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能做多大的事情。我們可以說十分幸運，正好趕上中國的開放，正好趕上了互聯網，接下來還有物聯網、5G這些新趨勢。”
梅志明所說的運氣，和巴菲特所說的“卵巢紅利”是同一個意思。
胡潤在這方面做的很多統計是有意義的。從企業家角度看，據2021年胡潤富豪榜，中國10億美元企業家已達1058位（其中內地910位），而美國為696位。
以城市計，10億美元企業家最集中的10個城市，6個在中國，北京（145位）連續6年成為世界10億美元企業家之都。上海（113位）第二，紐約第三（112位），深圳（105位）超過香港（82位）和倫敦（82位）居第四，杭州（66位）和廣州（61位）也躋身前十。
另據IT桔子發布的《2020-2021中國獨角獸解讀報告》，截至2020年底，全球獨角獸公司641家，中美占約80%。中國264家，美國240家，中國獨角獸的增速在 2018-2020年大幅增長，超過美國。
再從財富擁有的角度看，根據胡潤財富報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國（內地及港澳臺）擁有600萬元資產的富裕家庭達501萬戶（內地399萬戶），擁有600萬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富裕家庭達到180萬戶（內地144萬戶）；
中國擁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達到202萬戶（內地161萬戶），擁有千萬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高凈值家庭達到108萬戶（內地87萬戶）；
中國擁有億元資產的超高凈值的家庭達到13萬戶（內地10.7萬戶），擁有億元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超高凈值的家庭達到7.7萬戶（內地6.4萬戶）；
中國擁有3000萬美元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達到8.6萬戶（內地7.1萬戶），擁有30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達到5.4萬戶（內地4.6萬戶）。
這里所謂可投資資產，是指扣除一套自用房產和耐用消費品（如空調冰箱）后，可用于投資的資產。
招行與貝恩從2009年起開始，每兩年發布一次《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最近一次是2019年發布的。報告指出，2018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的高凈值人群達197萬人，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規模達190萬億元。
中國的財富是如何洶涌澎湃創造出來的？和美國有類似之處。也有獨特之處。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市場化、國際化、城市化、信息化、網絡化等多化疊加，基礎設施平臺多次迭代。“要想富先修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指的是公路，21世紀開始指的是高鐵、地鐵、水陸空網，移動互聯網年代指的是4G、移動支付、快遞物流，現在指的是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
一代新設施，一代新消費者，就會產生基于新設施、面對新人群、把各行各業重新做一遍的機會，這是何等的創造空間！所以我經常說，今天的中國是把美國的卡內基、亨利·福特、比爾·蓋茨、貝索斯、扎克伯格、馬斯克等十幾代的企業家類型在一個時空匯聚。
如若長治久安，再有幾十年，中國可能會創造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財富奇跡。讓我們拭目以待。
投資者為何分享不到“卵巢紅利”？
國運興，財富興。
然而，對很多投資者來說，真正能分享到“卵巢紅利”的似乎不多。在很多人眼中，“卵巢紅利”只是一種幻相，“韭菜”反而是真實的命運。
根據源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單賬戶年化收益的統計數據，絕大多數投資人，從“超級小散”到“超級大散”都沒有享受到投資增值的收益，反而在虧錢。數據顯示，A股散戶無論是賬戶在10萬以下的“超級小散”，還是資金量在千萬級別以上的超高凈值人群，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間，單賬戶平均年度收益均為負值。在屢戰屢敗之后，無論小散還是大散越來越求安穩，預期年化百分之三點幾回報的銀行理財產品，現在都是一搶而空。
財富大時代的紅利，為什么我們無法很好地分享？
就這個問題，我專門找歌斐資產董事長殷哲進行了討論。他在資管領域耕耘了20多年，有豐富經驗，歌斐資產目前的資產管理規模有1500多億元。
我們找的原因包括：
1、中國的財富創造，總量的確很大，但由于市場競爭殘酷，機會風口快速更迭，加上企業規范化、專業化程度不高，投機性、套利性強而治理能力、核心競爭力、投資回報能力不強，所以真正能跨越周期、基業長青、持續創造價值的企業相對有限。加上政策調控變數大，造成企業的非經營性風險也不小。如此種種，導致企業造富容易守富難，流星很多恒星不多。由于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是一切投資的根基，在基礎不牢的情況下，就很容易出現“暴雷”。
很多人都有一個問題，美國經濟每年增速遠低于中國，但美國股市給投資者創造的價值遠高于中國，這是為什么？主要是美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投資收益率（ROIC）遠高于中國上市公司，中國大部分公司的資本使用效率不高，重規模擴張，輕價值創造。同時，美國龍頭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很高，能分享全球化的紅利。
2、中國的投資理財市場，長期處于轉型轉軌狀態，往往一哄而起，法治化水平較低，類似P2P這樣的誤區一直無法消除。相當多投資者熱衷“擊鼓傳花”，盲從盲信，過于追逐短期回報，風險防范和控制意識不夠，因此容易被忽悠，被收割，很少能獲得長期穩健增長，甚至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
中國也不是沒有優質公司，一些堅持價值投資理念的投資者獲得了豐厚回報。但中國股市的一個問題是波動性比較高，比如前兩年的很多“白馬”因為估值過高今年一下子就調整了百分之三四十。如果火上澆油的時候進場，短期就會有很大損失。
3、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但股市、債市等標準化資產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后，而非標資產很流行。股市由于種種原因，始終磕磕絆絆。如早期“幫助國企解困”重于為投資者服務，信息披露造假的違法成本太低，割韭菜者逍遙自在；又如諸多新經濟龍頭很長時間無法在A股上市，投資者無法分享；再如市場長期只能單一做多，缺少對沖工具，容易大起大落。由于缺乏有深度、有彈性的資本市場，導致大量投資者還是喜歡在房市“買買買”“磚頭好過紙頭”，推高房價，推升實體經濟成本，最終也迎來了嚴厲的“房住不炒”。
4、中國經濟無疑仍在增長，增速放在全球也不慢，但由于基數已很大，加上人口結構老齡化以及全球貿易和增長動力不足，增速必然下臺階，目前已回落到6%左右。與此相對應，投資預期也要理性化調整。
但在前些年資管行業野蠻生長的歲月里，投資者仍然懷抱“剛性兌付+高回報”的預期，大量資管機構為了搶客戶，事實上是通過“以時間換空間，以資產池為載體”來滿足這種預期，一旦資產池出現絕對損失，就被迫借新還舊，陷入龐氏，甚至崩盤。直到資管新規之后，整個市場才開始重新認知風險，回到打破剛兌、產品凈值化等軌道上來。
綜上所述，不是說中國沒有機會，而是魚龍混雜，常常惑了人心，迷了人眼。企業不成熟，市場不成熟，投資者不成熟，資管機構不成熟，種種的粗放，起起落落，導致投資者沒有獲得應有的時代紅利。
這就如同木桶，由于底部有漏洞，縱然上面不斷加水，但很多都漏掉了。我見過很多企業家和投資者，不是沒有賺到過錢，而是不小心讓錢又流走了，還有的盲目加杠桿，徹底爆倉了。
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今年3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圓桌會上說，資管行業能否適應財富管理的新趨勢新要求，需要我們認真評判，不能反復走彎路。
因為過去的彎路，實在太多了！
用理性目標為自己打造財富未來
今天當我們面向未來，思考自己的財富命運時，有哪些基本理念可以為我們保駕護航呢？
我覺得“太陽底下無新事”，依然是要按照理性化、專業化、配置化的原則，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好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三者的平衡。
我個人給投資者的兩點建議是：
1、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我們應該更多地聚焦自己的事業和生活，不要天天都忙于投資理財。“你不理財，財不理你”，這是對的，但實際情況是“你自己理財，財不理你”，還是要依靠專業機構。
2018年招商證券發布過題為《牛市基石：美國401k計劃的前身今世》的報告，里面提到，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他們缺乏專業的投資知識，很難通過資產組合分化風險。“專業的事就讓專業的人去做；雇員們只需要了解自己的風險承受程度以及賬戶安全是否能夠支取就足夠了。因此，雇員們偏好購買基金來滿足收益和規避風險的雙重需求。”
美國1978年推出“401k”計劃，此后養老金資產規模迅猛增長，直接成為美國1978年至2000年長達22年大牛市的有力推手，但在此過程中，美國家庭持股比例卻持續下降，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更愿意購買基金，由金融機構代替一般家庭進入股票市場。
總體來說，找專業機構幫你理財，這種機構化投資比你自己理財的收益要好很多。
2、對投資保持敬畏，建立合理目標預期。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它的很多資金由經過篩選的國內一流資管機構管理，根據其報告，截至2018年底，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年均投資收益率7.82%，超過同期通貨膨脹率5.53個百分點。2019年是牛市，其投資收益率達到14.06%，并將自成立以來的年均投資收益率拉高到8.14%。這是非常難得的業績。如果投資人還要像剛兌時代那樣動輒兩位數預期，還要低波動，無異于緣木求魚。
在殷哲看來，雖然過去這些年中國投資者交了不少學費，但一個真正的健康投資、可持續投資的新時代正在到來。對投資者最好的時代，未必是經濟增速最快的時代，而是資本市場真正貫徹法治化原則、并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晴雨表的時代。
殷哲認為，整個資產管理市場的大趨勢已經很明確，一方面是資本市場堵住漏洞、清理問題源頭，一方面是房地產“三道紅線”等措施讓中國經濟不走“被房地產綁架”的老路，這都使得資本市場長期可期。
2015年以來，A股上市公司總數已翻了一倍多，資本效率不斷提升，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反映的有效性越來越強。隨著科創板和注冊制改革，以及越來越多中概股回歸，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資本市場，越來越變成企業資產的“儲存器”，因此也會成為財富管理的底倉。
易會滿說，截至2020年底，外資持續3年保持凈流入，境外投資者持有A股資產突破3萬億元。可見中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是強的，外資也獲得了良好回報，而且潛力還很大。
有這樣的底倉，以標準化的資本市場代替非標固收，就成為中國資產管理的必然選擇。過去扭曲的市場環境下，非標類固收產品“暫時”滿足了投資人“短期化、高收益、低風險”的投資需求，但這其實是時間（流動性）、收益、風險（安全性）的“不可能三角”，事實也證明是不可持續的虛假繁榮。
對投資者特別是高凈值人群來說，“博”的思維應該向“穩中求進”轉變。首先是規避風險，特別是規避“資本永久性虧損的風險”；其次是追求跑贏通脹、實現增值的必要收益率，同時維持好流動性。這需要組合投資，需要專業能力。
通過類似目標策略這樣的組合投資方式，時代的紅利與投資者的目標將越來越默契。“目標策略更像是高凈值投資者財富管理的底倉。它保障投資者能實現資產配置的穩健收益，而且相對低波動。投資者不是追求短期最優，而是獲得符合目標收益的‘總體最優’。”殷哲說。
只有這樣，財富大時代的紅利，才能通過合理的投資目標和正確的投資方法，轉為你的紅利。時間是財富的朋友。
當投資者的底層資產和整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向日益匹配，依托國運，相信中國投資者的財富之路將越來越寬，走的越來越遠。
